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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

  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为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形成共识
  
  1934年11月底,红军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主力由出发时的8万6千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蒋介石为阻截红军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调集重兵在绥宁、城步、武冈一线张网以待,准备围歼向湘西转移的红军。形势十分危急!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34年12月12日,由周恩来主持,中央部分领导同志在湘西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
  
  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首先发言:“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可以考虑让正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军队和正向西面战略要地急驰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则在他们的后面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这样,可以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你们看如何?”
  
  博古以肯定的语气说:“华夫同志的意见完全是我们的原定计划,我看也只有如此了。只有放下行李挑子,才好同国民党军队作战。”
  
  毛泽东看了一眼李德说:“顾问的意见,我不同意。”
  
  李德听了翻译很生气:“不去那里创建新苏区,到什么地方去?”
  
  毛泽东继续说:“我是骨鲠在喉,不得不吐。目前会合萧、贺、王、任,让野战军喘口气,是上策,但能行得通吗?我们的北面有多少敌人,顾问知道吗?明明知道国民党布置了一个口袋,我是不会去钻的。”
  
  王稼祥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当前应改变战略方向,要因势利导。”
  
  洛甫(即张闻天)接着说:“毛泽东刚才讲的都是事实,他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我们要认真考虑。”
  
  李德很不高兴地说:“不按原计划办,你们准备到哪里去?”
  
  毛泽东回答:“黔省防御力量薄弱,野战军可趁机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周恩来马上说:“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当前,我们必须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野战军才有一条生路。”
  
  “粗暴!”李德生气地对周恩来说:“毛泽东简单而又粗暴地否定了我的提议,你怎么还支持他!”
  
  “华夫同志,情况变了,我们的决策也应跟着变嘛。”
  
  最后,由于多数人态度坚决,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李德提前退场。
  
  离开通道,周恩来认为改变进军方向应该在黎平再开会以确定下一步军事计划,所以他特意找博古商量,时为党内总负责人的博古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
  
  1934年12月15日,红军占领了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的一座店铺内召开会议,即黎平会议。
  
  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坚持去湘西的错误意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还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黎平会议后,红军向黔北挺进,横扫黔军。
  
  12月31日下午,毛泽东和红军来到了瓮安猴场(今草塘)。次日,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猴场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
  
  通道、黎平、猴场这三次会议,为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形成共识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
  
  遵义会议召开。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
  
  1935年1月9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随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其时,蒋介石得到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便令“追剿军”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城的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等20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
  
  接着是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点分析了反“围剿”失败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提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集体创作并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主要对“左”倾军事路线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
  
  随后,毛泽东发言,这是遵义会议上最重要的发言。毛泽东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事实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为博古、李德的错误概括了三句话,即: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
  
  在批评博古时毛泽东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他批评李德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
  
  毛泽东还具体分析了李德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一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达到了目的;二是分散兵力,搞什么六路分兵、全线出击;三是在军事上不懂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四是在战略转移中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中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还提出了应当采取的正确战略:“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其次要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这是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和他的军事思想最系统的一次阐述,他的发言很吸引人,大家一直在倾听,也是三年来唯一一次没有被打断和结束后遭受批评的一次。
  
  王稼祥紧接着毛泽东发言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朱德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他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排挤毛泽东及军事上瞎指挥的错误。
  
  接过朱德的话彭德怀大声批评:“几个月前,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的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上,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始到现在,8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有6年了,这些都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了!”
  
  刘伯承听了彭德怀的发言,深有感触地说:“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啊!”www.gs5000.cn
  
  此外,刘少奇、李富春、林彪、李卓然等先后发言,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再次发言,他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推举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
  
  批评持续了三天。与会者中只有凯丰几乎完全支持博古和李德,他问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反问:“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凯丰红着脸无言以对。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一致通过。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常委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在遵义会议后的行军途中,又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自此,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逐步形成,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
  
  四渡赤水出奇兵,甩掉几十万敌人追击。蒋介石悲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遵义会议后,中央和中革军委作出了北渡长江的战略决定,红军分三路离开遵义北进。这时,蒋介石调集各路敌军100多个团约40万兵力向红军合围,妄图“围歼”红军于长江南岸。
  
  1935年1月29日,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潘文华部36个团约15万兵力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以阻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省扎西地区。
  
  2月8日,中央军委纵队进驻扎西镇,并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
  
  2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研究作战问题。毛泽东进一步说:“这种有计划的战略退却,从形式上看,是被逼出来的,但在内容上却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
  
  2月18日至21日,红军各部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顺利渡过赤水河,向黔北的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1个团向温水开进,以吸引追兵。
  
  红军二渡赤水河重返黔北,采取了“声东击西,出敌不意,灵活机动,速战速决,迂回转战”的战术,相继攻占了桐梓、娄山关、遵义等地,击溃和消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3千余人,这是长征以来的最大一个胜仗。蒋介石悲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黔北大败后,蒋介石于3月2日由口飞往重庆,亲自策划新的围攻以阻止红军东渡乌江。5日,蒋介石发现红军西移,便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
  
  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意图,在敌军将合未合之际,指挥红军乘隙西进,摆脱敌人,跳出包围圈。3月16日,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了《三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电令。至17日中午,红军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口三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将敌人注意力引向川南。同时派出1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插进,而主力则隐蔽在附近山沟丛林里。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各军集合在川南古蔺地区。他得意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周恩来看了总部破译敌人的电报后连声说道:“好!好!好!把敌人全调动啦。”
  
  毛泽东也说:“看来咱们三渡赤水,渡得好,下步的棋是如何甩开敌人大步走的问题。”
  
  “滇军孙渡的部队,在我们前次西渡赤水的时候,已经被蒋介石调到贵州的毕节一带,咱们再次东渡赤水河后,来一个行动,把孙渡再往贵州腹地调一调,离老家再远一点,让他自顾不暇,腾出云南地盘,咱们再朝云南钻,从长江上游金沙江渡江北上,实现咱们的战略方针。”
  
  周恩来问:“那要兜一个很大的圈子?”
  
  毛泽东答道:“不要紧,由于敌人的强大,我们不可能有固定的作战路线,大方向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中的小方向,则是可以调整的。下一步,咱们要开动两条腿走。走,也是为了将来更好的打嘛。”
  
  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调出滇军就是胜利!”
  
  这时毛泽东心中又在运筹四渡赤水河了。蒋介石为了围歼中央红军于古蔺地区,还亲赴贵阳城“督师”。在敌军大量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乘敌不备折回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求突破。
  
  1935年3月20日17时,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电令。3月21日至22日,中央红军各部分别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等渡口四渡赤水河,再入黔北,长驱直入,佯攻贵阳,吓得正在贵阳的蒋介石坐卧不安,急调滇军入黔“救驾”。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出奇兵,历时2个多月,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追截围剿,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全歼红军的计划。这是红军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运动战的光辉典范、是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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