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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彭德怀斗争的历史真相

  来源:星岛环球报
  
  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
  
  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的批判,造成了一个历史悲剧。彭德怀平反后,所有关于彭的传记,都把彭塑造为一个刚直不阿的形象,似乎历史已成定论。毛泽东和彭德怀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为何最终分手,其中的原因却少有论述。1998年,原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军事科学院前院长郑文翰中将以及王焰、王亚志、王承光同志终于打破沉默,出版了《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一书,使我们了解到当年党内斗争的错综复杂,也使读者了解了庐山会议前后毛彭斗争的历史真相。
  
  上海会议上,冲突公开化
  
  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彭德怀一直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战将。新中国成立之初,彭德怀临危受命,指挥抗美援朝作战,打败了现代化的联合国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回国之后,他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此时,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俗话说“功高震主”,毛泽东最重视军队,但彭德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对毛请示不够或不及时,使毛感到彭权重位高,越来越难以驾驭。毛后来批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指的就是这一段时期。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提出“要准备对付党的分裂”,就是针对彭说的。25日,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养病几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之上。彭处于一个尴尬地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国防部长的请求。6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开常委会,当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因“反冒进”受到毛严厉批评的周恩来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彭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决定“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情况不同的是,周是被迫提出的,彭是主动提出的。这使毛感到彭是在以辞职对他表示不满。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彭再次向毛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防部长时,毛严厉地说:“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彭“噤然无语”。
  
  此后,毛与彭的关系骤然紧张,冲突也公开化。就在上海会议上,毛在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时,突然话题一转,对在场的彭说:“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为我批评过你。批评你是为你好,我没有偏心。”还说:“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也是为了挽救你。”
  
  这种警告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是极为少见的。说明毛对彭的成见已经非常严重,彭应该感觉到政治上的危险。但彭却是莫名其妙,还问别人主席为什么敲打他。知情人其实看得很清楚。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回忆:“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事实也是如此。
  
  彭在几次公众场合,说了针对毛的话。秘书们记载: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1959年1月30日他在后勤学院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说:“躯壳都是要死的,人家说万岁,那是捧的,是个假话。没有哪个人真正活一万岁。”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但在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这些话都是很“犯忌”的。
  
  这些矛盾和成见,两人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交心,来缓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终于发展为政治斗争。当然,大前提是毛错批了彭。但从秘书的记载看,这个事件绝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时冲动,其中有多种因素的促成。
  
  毛泽东给彭德怀一闷棍
  
  毛泽东召集庐山会议,初衷是要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左”的做法,使国民经济不致失控。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毛就察觉了许多违反科学的做法。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后,毛在11月召开郑州会议,提出纠左。然后,毛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听取地方干部汇报,批评“大跃进”中产生的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并研究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等问题。为了把问题搞透,他召集地方领导和中央负责经济的干部上庐山,开个“神仙会”,“压缩空气”。毛亲自定了18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这说明,毛不是固执己见,要把国民经济搞垮的,而是看到了问题,准备认真解决问题的。
  
  但是毛有个大前提。“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全国人民干劲正高,要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在此基础上纠正偏向。用毛的话说,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也是他给庐山会议定下的基调。
  
  既然是摆问题的会议,与会者难免要反映地方上的一些真实情况。当时已经出现了饥荒的前兆,情况相当严重。彭回到家乡视察,“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令他极为焦虑。他上山就直言“大跃进”的问题很严重,斥责地方干部向中央报假情况。为了引起毛的重视,他在7月14日给毛写了一封长信,反映了他对“大跃进”的意见。
  
  这封信今天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反映的都是真实情况。只是信中用了“有失有得”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说法。毛当时没有表态,只是给信起了个名字:《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与会人员。彭看后只说了一句:“怎么给加了这么个名字?”也没往深处想。
  
  其实,这是毛即将发起政治斗争的信号。历史上曾有一个案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1936年2月,中央下令红军发起东征,过黄河去山西,名义上说是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彭等许多将领不理解,认为红军走了那么多路,再长征怕队伍出问题。彭要毛切实保证部队能回来,毛不高兴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保证不了的。”洋顾问李德当时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说东征是危险的。毛在李德的信上批了《李德同志的意见书》,让中央留在陕北的负责人猛批李德。彭作为当事人,应该清楚这个过程。但在庐山他却没有察觉到危险,究竟是他政治嗅觉不灵,还是其他原因?至今搞不清楚。
  
  还有,那封信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关键是谁写的。如果是旁人写的,或许毛不会看得多么严重。但彭就不同了,作为军队方面的负责人,却对经济问题发表了这么多意见。毛的阶级斗争意识如此敏感,自然会想到一些严重的问题。彭的信下发后,许多干部表示赞同,一些意见反馈到毛那里,引起他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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