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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妖狐魅情系人世——《聊斋志异》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杰出代表,其中的许多花妖狐魅,有浓厚的人情味,几乎家喻户晓。

  孤愤人写孤愤书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清初人。

  1640年生于山东省淄川县蒲家庄。蒲家为书宦世家,明末以来,即“科甲相继”。

  虽不太显贵,也可称一乡望族。但到蒲松龄的父亲,家势已衰。蒲松龄少年就表现出卓越的才华,19岁时应童子试,在县、府、道三试中连得三个第一,深得学使施闰章(也是当时著名诗人)的赏识,称他“运笔成风”,一时名声大噪。这使年轻的蒲松龄踌蹰满志,他满以为可以由此顺利进入仕途。为了专心准备举业,他曾隐居于山中寺庙苦读,在朋友家住读。但功夫偏负苦心人,此后他参加乡试,次次落榜,直到71岁才援例出贡;五年以后,他就去世了。

  在生活上,蒲松龄一生穷困潦倒。他19岁结婚。不久,便因家庭不合而分家,蒲松龄只分得20亩地,五斗荞麦,三斗小米,还有三间老屋。房子墙壁倒塌,门窗不全,透风漏雨,薄产不能自给。随着孩子的一个个出世,生活越来越困难。

  他不得不靠“舌耕”(教书)度日。从二十来岁起,他开始在家乡附近的缙绅、官吏家设帐教书,他边教书,边习举业,边创作,直到71岁才撤帐回家。

  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穷困潦倒,使蒲松龄产生了无可摆脱的落魄感、屈辱感和自卑感。也使他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社会的黑暗有了一定的认识。于是,他把自己的一腔孤愤寄托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

  蒲松龄二十来岁开始创作《聊斋志异》,到40岁初步完成,并撰《自志》,而后又不断增补,直到晚年才最终完成定稿。《聊斋志异》的素材来源非常多,有的是改编旧作,有的是记录亲身经历,也有的是作者的想象虚构,更多的恐怕是采自民间传闻,加工改造而成的。正如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所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

  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有人甚至说,蒲松龄为了创作《聊斋志异》,在路边摆上烟茶,见人路过,便强留人家讲故事,回家便记录下来。其说虽不可信,却从某个侧面说明《聊斋志异》的素材来源于民间。

  “聊斋”是蒲松龄的书房名:“志异”,就是记载奇闻异事。《聊斋志异》属志怪小说。我国古人相信巫鬼,志怪小说有悠久的传统。从魏晋到明代,数不胜数。鲁迅曾说,《太平广记》所收的各类志怪小说可以让人看得厌而又厌。这些作品大都止于搜奇记异,为志怪而志怪,没有更深的含意;而《聊斋志异》不是一般的志怪小说。它的意义,决不在为我国增添了一部志怪小说集,而在于以谈狐说鬼为幌子,寄托了作者的“孤愤”,融铸了作者独特的生活体验,是一部“孤愤之书”。从广义上说,作家谈狐说鬼本身,就是对现实的抗争。作家厌倦了世俗的痛苦生活,而迷恋于虚幻的鬼狐世界,为自己创造了一方灵魂栖息地。

  在大多数作品中,作家直接把自己喜怒哀乐,

  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作品中,用非现实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才是《聊斋志异》的独创之处。

  花妖狐魅皆有人情《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令人耳目一新。根据作品的主题和风格,大致可分为四类:1.描写书生与花妖狐鬼真挚恋情的作品。这类作品篇数较多、篇幅较长,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动人的人物形象,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情致缠绵、韵味悠长的艺术世界。这是《聊斋志异》中成就最高、最为人喜爱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女性都是花妖狐魅化成,因此,都有变幻莫测的非人性一面。但她们却更具人性,风姿艳丽,善解人意,温婉多情,又各具风采,是作家理想的寄托,是美的典型。如娇娜,“娇波流慧,细柳生姿”,不避男女之别,为孔生治病,割除腐肉,而孔生不惟不觉痛苦,且“恐速竣其事”。后娇娜一家有难,孔生冒死相救,受了重伤,娇娜又口吐红丸,为他治好。连作者都感叹道:“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红玉》描写了一个“人侠”和一个“狐侠”。孤女红玉热心帮助冯生娶妻成家,之后冯生被冤,她又代为抚养孩子,最后嫁给冯生,夙兴夜寐,勤苦劳作,帮助冯生重振家业,参加科举考试。《小翠》刻画了一个貌似天真活泼、娇不知愁、却能忍辱报恩的狐女,连作者都不禁赞叹道“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者也”。

  著名的《婴宁》活画出一个不拘礼法,天真纯洁,又妩媚多情的“爱笑”的狐女形象,让人过目不忘。难怪有位作家风趣地说,年轻时看了《聊斋志异》,晚上读书时,总盼望飘来一位狐女。

  2.以幻异的夸张的形式揭露封建衙门和科举制度的某些弊端。蒲松龄穷困潦倒,处于社会下层,对封建官吏欺压人民、鱼肉百姓的虎狼之行有较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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