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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简介,房玄龄的故事

  房玄龄(公元579年—648年),字乔,齐州临淄(今属山东淄博市)人,自幼聪敏,博览群书,有惊人的洞察力。在隋初,一般人根据当时的太平景象,认为隋朝政权将会长期稳定;而他从隋帝“无功德”、诳骗百姓且皇族内部互相倾轧等情况得出结论:隋朝灭亡“可翘足而待”。他十八岁时被推举为进士,授羽骑尉;后任隰城尉。唐兵进关中,他归顺李世民,任王府记室参军,协助李世民统一中国,取得帝位。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任中书令,后任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并受诏重撰《晋书》,受封梁国公。他是唐初着名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与杜如晦、魏征等同是李世民的重要助手。
房玄龄简介,房玄龄的故事
  
  隋炀帝继位后滥用民力,挥霍无度,驱使千百万农民建东都,修西苑,开运河,掘长堑,筑长城,通驰道。又数游江都和巡边,沿途各地常有几十万人迎送,极其奢华。还多次进攻高丽,人力物力耗损巨大,使“耕稼失时,田畴多荒”,水旱灾害不断。短短几年,隋朝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各种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一些隋朝官吏也拥兵自重,伺机取隋而代之。义宁元年(公元617年)五月,太原留守李渊在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等辅佐下起兵反隋,挥师南下,沿汾水进军关中。
  
  在李世民所部进抵渭水以北时,房玄龄从隰城(今山西汾阳西)赶来投靠李世民,当上了记室参军。随后,在唐军入据关中、建立唐朝及李世民挥军取河陇、北救晋阳、东定中原、攻取河北等统一战争中,房玄龄均“罄竭心力,知无不为”,给秦王李世民出谋划策。作战中,唐军每歼灭一部敌军,别人争着寻求珍宝之物,房玄龄则总是先收揽各种人才,安置在幕府之中。发现有谋臣猛将,他便想方设法与之结交。因此,那些谋臣猛将均愿为李世民“尽其死力”。在用人问题上,他还常给李世民出主意。例如,杜如晦原是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迁陕州长史。房玄龄说:“杜如晦,王佐人才。大王欲经营四方,非如晦不可。”李世民接受了这一建议,将杜如晦又调回秦王府。后来,杜如晦与房玄龄一起,跟从李世民东征西讨,参谋帷幄。“玄龄善谋,如晦能断”,二人配合默契,同心辅佐李世民,为唐朝统一中国立下巨大功勋。
  
  李渊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称帝后,封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李建成忌妒李世民的才华和功绩,在李元吉的怂恿策动下,欲谋害李世民。李世民早已看出了他们的阴谋,因此派他的亲信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和车骑将军张亮出镇东部洛阳,以备一旦有变即东出洛阳。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中一天,李建成夜召李世民饮酒,将其灌醉。李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李渊得知后敕李建成说:“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并对李世民说:“道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迁汝还行台,居阳,自陕以东皆主之。”李建成得知此消息后与李元吉合谋认为,让李世民去洛阳等于放虎归山,“不可复制”,不如将其留在长安,“取之易矣”。因此,他们说服李渊放弃了原来的意见,仍留李世民在长安。后来,李建成、李元吉在后宫“日夜谮诉世民于上”。李渊竟然相信了,想给李世民治罪,但由于大臣反对而未得逞。李元吉密请杀李世民,李渊没有同意。
  
  对李世民兄弟之间的尖锐矛盾情况,秦王府上下都知晓,但一时无计可施。秦王府考功郎中房玄龄对比部郎中长孙无忌私下说:“现在太子、齐王与秦王之间的嫌隙已很深,一旦发生祸机,不仅是秦王肝脑涂地,实际上也是社稷之忧。不如劝秦王像周公诛管叔、蔡叔那样杀掉太子和齐王,以安定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赞同此议,因而进言李世民。李世民还有些疑惑,即召房玄龄谋划。房玄龄说:“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现在你们兄弟之间的忧危关系,正是你除掉太子和齐王的天赐良机,愿大王勿疑。”此后,房玄龄又与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一起多次劝李世民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又征询了其他僚属的意见,才下定决心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长安皇宫北门)之变”,射杀李建成、李元吉。当年八月九日,李世民接替李渊当上了皇帝,论功行赏,以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封房玄龄为梁国公。
  
  房玄龄于贞观三年(公元628年)当上了左仆射(宰相)。他处理政事尽心尽力,“惟恐一物失所”。他“用法宽平”,深受李世民信任。因此,李世民诏令他主持制订唐朝律令。他研究前朝的律令后认为:“旧法规定:兄弟分家各居时,有人受封,另外的兄弟不相及;而有人谋反,则另外的兄弟皆连坐死。孙子可以因袭祖父的官爵;而祖父犯罪,孙子则被流放。这些都不符合情理”。他主持制定的唐律共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其中笞刑五等,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等,自六十至一百;徒刑五等,自一年至三年;流(放)刑三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二等,绞刑和斩首。这部唐律比隋律减死刑九十二条,减流刑七十一条,那些削烦去害、变重为轻的条目,多不胜记。他还主持制定唐令一千五百九十条;又统一规定了枷(械颈刑具)、瘿(械手刑具)、钳(金属夹具)、瘾(锁具)、杖、笞等刑具的长短宽窄;还删节唐朝建立以来的皇帝诏令,定留七百条,颁布执行。房玄龄的法制思想与李世民是相同的,所以他主持制定的律令,得到李世民的首肯。
  
  房玄龄崇尚儒学,所以极力推崇孔子。李渊当皇帝时,国学之中的庙堂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飨。房玄龄等建议停祭周公,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飨。李世民诏令执行。
  
  在房玄龄等倡导下,唐朝大收天下儒士,根据他们的学识,分别予以录用;还扩大各类学校招生。李世民多次亲自到国学听祭酒、博士讲授儒学。四方儒士纷纷负书而至长安。
  
  吐蕃、高昌、高丽、新罗等少数民族酋长也派子弟进长安入学。国学之内学生“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唐初形成这种教育兴旺的局面,是与房玄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
  
  唐太宗李世民晚年好大喜功,滥用民力。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和百济联兵进攻亲唐朝的新罗。贞观十年(公元645年),李世民不听劝谏,下诏进攻高丽,分水陆两军进兵,水军由张亮率领,共四万千人、战舰五百余艘,陆路由李癪率领,近十万人。唐军进攻高丽受到顽强抵抗,损兵折将,不得不于当年十月撤兵。后来,李世民又改用轮番攻扰的办法,试图先疲惫高丽后大举进攻,结果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反而激起邻国的不满,国内人民怨声载道。
  
  房玄龄对李世民不恤民力征讨高丽早就有不同意见,但由于李世民独断专行丢掉了善于纳谏的好作风,且猜忌大臣,动辄杀人,所以他也不敢进谏。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房玄龄病情已十分严重,对他的儿子他们说:“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于是,他抱病上表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次一重犯,必令三复五奏,进素膳,止音乐,(那是因为)重人命也。令驱无罪之士卒(东征高丽),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悯乎!向使(如果)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李世民东征高丽时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利,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予弟之仇。’)。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李世民见此表奏很受感动,说:“彼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因此,他亲往房玄龄府上,“握手与决,悲不自胜”。房玄龄去世后,李世民赐他为太尉、并州都督,谥名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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