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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名人包二奶轶事

  在中国历史上,纳妾起初还只是少数显贵的特权,降及明朝,律法明确规定,40岁以上无子者皆可纳妾。清律则将这条限制也给删除,不问是否有子,及男子年龄如何,均许纳妾,于是一时之间,凡家里有点闲钱的,凡原配表示“理解”的,想纳的,都纳了。

  

  及至民国取代大清,革除旧弊,气象更新,取缔纳妾这种明显带有男尊女卑色彩的行为,按说是理所当然的。但实情并不如此,相反,民国初年,娶妾照旧是社会风尚,北平甚至出现过由达官显贵们的媵妾组成的“姨太太团”。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东来,欧风美雨东渐。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登载了不少有关婚姻制度的文章,中心思想就是“中国婚姻制度实在是太不文明了,西方国家一个人就绝不能娶两个老婆”。在此影响下,部分中国人对“婚姻”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最早有所行动的是梁启超与谭嗣同,他们创立了一个“一夫一妻世界会”,提倡一夫一妻制。待到二十世纪初,留学生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以后,他们由于有西方社会生活体验,更加痛恨传统婚姻制度,对其批判也更为彻底。

  

  1900年,蔡元培在续弦时公开提出男子不娶妾、男子死后女子可改嫁、夫妇不合可离婚等征婚条件。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又和宋教仁、李石曾、吴稚晖等20多位政府要员及社会名流一起,倡议创立了“社会改良会”,以“人道主义及科学知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社会之条件”为宗旨,提出36种改革社会恶习的办法,其中即包括“不狎妓、不置婢妾、实行男女平等”等条。不狎妓、不置婢妾更被视为应当改革的社会恶习之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蔡元培又发起成立了“进德会”,又称“八不会”,即所有入会会员必须遵守会中的八条戒约,即不赌、不嫖、不娶妾、不做官、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

  

  1913年,由易昌楫、史济成、陆绍芬、张继、刘清扬等文化名人发起成立的“中华民国家庭改良会”,在其章程总则中规定要“厉行一夫一妻制”,并规定“置纳婢妾者不得为本会会员”。该会得到了孙中山、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黄兴、段祺瑞、唐绍仪、宋教仁、章炳麟、伍廷芳等一大批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的支持。

  

  然而,上演了千年的纳妾戏码并没那么容易谢幕。直接推动民国纳妾风兴盛的是在军阀官僚中普遍存在的纳妾现象。当时,一些大的军阀官僚所纳之妾甚至多至上十人。袁世凯就有一妻九妾,有人称其“多妻妾之奉,生子几十人”。贿选总统曹锟,不但侍妾众多,且酷好男色,下级官兵、艺界名伶、浪荡公子,乃至社会闲,一旦被曹锟相中,皆纳入帐中。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现有资料已可证其有妻妾六人。

  

  当时,奔走于各系军阀门下的一批官僚政客,纳妾的劲头也不亚于军阀。这其中的许多人四处奔走投靠,纳妾对他们就有了多重作用:“公务”之暇可以享受“家庭”的温暖,台面上解决不了的争端,可以由“如夫人”协助斡旋,自己不便于公开插手的捞财机会,由“如夫人”出面就会冠冕堂皇;至于联络感情、笼络亲信,“如夫人”的女性风姿,更有奇特功效。有些人为了既节省开销又便于交际,甚至把“行馆”安置在妓院里,雇用妓女充当临时妻妾,“开盘子”、“吃花酒”也就成为政事活动的重要方式。难怪有人说:“你看民国的大员,大半都有姨太太的;好像没有姨太太就是不能度日的,不能快乐的。”

  

  民国初年,在北平还曾出现过一个由达官显贵们的媵妾组成的“姨太太团”,其发起理由为“盖闻世界共和注重平等主义妇人幸福实施解放问题,惟我姊妹貌美如花,难夺专房之宠,命薄如纸,自惭侧室之称,慨妇德之常拘风流何有,苦夫纲之独振束缚不堪,与其掩掩遮遮私订三生之约,孰若明明白白废除七出之条”。这个姨太太团虽是媵妾为争夺名义上的地位而创办,但它在实际上反映出娶妾已经在当时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豪富权贵自不必说,小官吏亦如此,当时北京流行一句谚语“天棚鱼缸石榴裙,先生肥狗胖丫头”来形容当时最时髦的组合。其中“胖丫头”,即指一般书吏的妾。

  

  国民政府时期,军阀官僚同样纳妾成风。军阀张宗昌人称“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当然,后来还是有人帮他数出了个数:他至少有23房姨太太。另一位以多妻着称的官僚杨森,国民党三星上将,公开的妻妾12位,子女共有43人。杨森自己规定在每个老婆处轮流住宿三夜。如果某妾怀了孕,发给5000元生活费,每生一小孩,就在国外银行为其存2万元。他用管士兵的那一套来管女人们,平时倘有触犯,即随意打骂,有时甚至命令所有的妾跪在地上,用鞭子抽打,谓之曰打“满堂红”。他还为自己的行为创立了一套“理论”,称:“我是一个爱前进的人,我也要找一个爱前进的伴侣。www.gs5000.cn所以,随着时代前进,我的伴侣有小脚的,有半大脚的,还有大脚的;论文化水准,有不识字的,有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这样,时代前进,我前进,我的伴侣也前进。”

  

  除了军阀官僚,一些巨富大贾也广置姬妾。当时广东盛行多妻制,社会上常以妻妾之多少,来衡量其人财产之丰啬,因此往往有纳妾以为虚撑门面者。某富豪家有胡椒树108株,每年收入极丰,竟然娶108个妾,每妾各收一株树的利益作为饮食服饰之费。至于拥有三妻四妾者不可胜数,不少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足以维持中等人家的体面。

  

  除了军阀官僚以外,明知纳妾不该为而故犯的有识之士其实也大有人在。即使如创设“一夫一妻世界会”的梁启超,也曾暗地里纳有小妾。

  

  据《革命逸史》所记,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惠仙在结婚时,曾带来了两名丫环,其中一个叫王来喜(王桂荃),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1年,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诞生,幼时身体单薄,为了香火旺盛,1903年,梁启超在李惠仙的准许下纳王桂荃为妾,王桂荃后来一连给梁启超又生下了6个子女。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于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夫人时,多称“王姑娘”、“王姨”或称“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但是,几乎所有梁启超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回忆说:“我们兄弟姐妹十人,很少打架拌嘴,娘总是用她的爱关心我们,教导我们。我妈对佣人很苛刻,动不动就大骂罚跪,娘总是小心翼翼地周旋其间,实在不行了,就偷偷告诉我爹,让他出来说情。而她自己对我妈和我爹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对我妈更是处处委曲求全。”

  

  经济学大家马寅初也纳有小妾。1901年,马寅初顺从父母之命与家乡一位目不识丁名叫张团妹(后改名张桂君)的姑娘结婚。1917年,马寅初又与一位叫王仲贞的姑娘结婚。王仲贞生于1904年,比马寅初小22岁,年少漂亮,有小学文化程度。新婚后不久马寅初就携王仲贞到北京大学,后又将张团妹接到北平共同生活。马寅初对两位妻子都很好,他外出度假总是让两位妻子同往,在家闲暇时,也常是由两位妻子陪他在庭院小路花丛中散步。张团妹和王仲贞之间也相处得非常融洽,彼此互相关心、体贴照顾,这在当时类似家庭中,实属少见。

  

  还有被誉为中国画家中“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也多有风流韵事流传人口。一家报纸说他有八位夫人,张大千闻后哈哈大笑,说:“要打对折!要打对折!”八位夫人打对折,就是四位了,即曾庆蓉、黄凝素、杨宛君、徐鸿宾。另外他尚有四五位婚外情人,如李秋君、朝鲜姑娘春红、日本姑娘山田等。

  

  鉴于纳妾的现象严重,曾任民国政府主席的林森,在捐建的庐山山道旁边的石凳上,别出心裁地刻上——“有姨太太的不许坐”,成为一时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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