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故事网-手机版

网站首页 > 文化故事 > 文化常识 >

孔门是怎样进行教学活动的?

  春秋末年,周王室势力衰落,天子失威,礼坏乐崩,社会动荡不已。在这种社会状况下,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官师合一的教育模式被打破。随着王室人才的外流,学术逐渐下移,从而出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的情形。孔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建私学,开门授徒,开创了“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的教育成就。而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孔门灵活多样的教育活动息息相关。
  
  孔子开创的私学教育,其首要特点就是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扩大了教育对象。孔子以前的“王官之学”,教育权利都集中在贵族手中,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机会接受教育,而大多数的平民则与教育无缘。孔子创办私学,打破了这一传统。《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也。”束修,郑玄注曰“年十五以上也”。也就是说,前来学习的人只要到达一定的年龄,孔子就接纳他为弟子。可见孔子招收弟子的门槛极低。也正因为如此,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拜师。这些学生,从地域划分来看,来自鲁、卫、吴、齐、陈、楚、宋、、晋等多个国家。从身份上看,有贵者,如孟懿子、南宫敬叔;有低贱者,如公冶长,曾“在缧绁之中”,颜涿聚曾经是“梁甫之大盗”;有贫者,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仲弓“家无立锥之地”;也有富者,如子贡。学生之间的年龄也相差很大,如颜路比孔子小六岁,子路比孔子小九岁,颜回小孔子三十岁,公孙龙小孔子五十三岁,像颜回、曾参,都是与父亲同学于孔门。此外,也有边做官边读书的,如冉有、仲弓;也有只读书不愿做官的,如闵子骞。因此时人评论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荀子·法行》)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孔子“有教无类”的招生原则,无疑为有志于学的平民阶层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
  
  教学必须有教材。孔门教学活动中所用的教材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古代文化典籍。后人将这些典籍称为“六艺”,也称为儒家“六经”。“六艺”在孔子以前就有,它们本是西周王官所收藏的古籍文献。在西周时期,它们即作为知识的载体,成为西周王官之学,用来教育贵族子弟。《礼记·王制》就曾记载在当时的西周贵族教育中,“崇四术”“立四教”,教贵族子弟学习《诗》《书》《礼》《乐》。西周后期,随着官学破坏,这些古代文化典籍散落民间。孔子曾说他“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对古代文化典籍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凭着对古代文化的酷爱和勤奋精神,孔子在早年就阅读了《诗》《书》《礼》《乐》这些古代文化典籍,并对这些古代文献有所研究。等他开学授徒,孔子并没有再另编教材,他所用的就是这些曾作为“王官之学”的文化典籍。只是当时这些文献典籍在社会动荡中保存不力,流落民间时已经散缺无序,于是孔子便“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孔子世家》),还编着了解释《周易》的《易传》,根据鲁国的史料编写了《春秋》。孔子就是用他整理编订的这些文献典籍为教材,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在教学上的巨大成就,与他所编着的这些教材是密不可分的。www.gs5000.cn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孔子则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其中尤以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的教学方式对后世影响最大。
  
  因材施教,即根据学生才智、特长的不同而进行不同的培养。例如,《论语·先进》记载孔门教学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之分,每科都有表现突出的学生代表,“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就是根据学生特长的不同而划分的。再者,在施教时,对于同一个问题,孔子往往根据每个学生天赋、性情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回答。例如,有一次,子路曾问孔子:“闻斯行诸?”意思是:听到就立即干起来吗?孔子回答他说:“有父亲兄弟在,怎么能听到就干起来呢?”另一个学生冉求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孔子则回答说:“听到就立即去干吧。”这时,侍奉左右的学生公西华就感到不解了,怎么一样的问题,老师对两人的回答却截然相反呢?孔子便告诉公西华:“冉求平日做事好退缩,所以我给他壮胆;仲由的胆量有两个人的大,勇于好胜,所以我压压他。”(《论语·先进》)此外,从《论语》的记载来看,孔门弟子多向孔子问仁、问孝,而孔子每次的回答几乎都不一样。清代学者尹会一对此深有洞察,他说:“孔门教人莫重于仁孝,其答问仁问孝各有不同,皆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药各中病,非如后世之教,自立宗旨以待来学,所谓不问病症而施药者,药虽良无益而又害之者多矣。”这可以说深得孔子因材施教之意。
  
  对于启发诱导的教学方式,孔子曾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孔子注重学生探求知识的主动性,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灌输式”教学。只有在学生经过仔细思考,想知道而不得解,想说而说不上来的时候进行启发,才能帮助学生获得对问题的真正理解。这一教学方式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代,都有重要的意义。
  
  孔门教学,以培养、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为目标,因此,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孔子注重对做人、为官、敬父母等德行的探讨。《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虽然此处把“文”摆在首位,但实际上,孔子更为重视德行的培养。他曾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他认为孝敬父母、尊重兄长、与人友善、亲近仁人,这些德行比单纯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更重要。即使是对于“文”,前面提到的孔子用于教学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文献,孔子所侧重的也是它们的道德教化作用。比如,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即是认为《诗》、礼、乐在一个人的立身成德中起着重要作用。再比如《易》,孔子以前,本是作为卜筮之书而流行的,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马王堆帛书《要篇》也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将《易》随身携带。孔子如此喜好《周易》,并不是痴迷于它的占筮功用,而是认为其中有前世圣人的遗教,可以“观其德义”。因此孔子说“善为《易》者不占”,并说,“再借给我几年时间,退回到五十岁开始学《易》,就不会有大的过失了”。可见孔子所看重的也是《易》的道德教化作用。所以,孔子编订整理“六艺”,并将它们作为孔门教材,正是看重这些文献中的“德义”,这些德义,不仅有利于培养弟子们的君子人格,提升他们的道德素质,甚至对“移风易俗”、改善整个社会的风貌都有重要功效。所以孔子曾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孔子家语·问玉》《礼记·经解》)
  
  除了以上特点外,孔门教学还有许多引人之处,例如教学场所并不固定,有时候是闲居在家,有时候是外出游玩之时,还有时候是在周游列国途中遭遇困厄之时。不仅如此,他们的形式也不固定,有时候是老师讲,学生记;有时候是老师启发学生就某一个问题进行讨论,等等。然而,无论是何种场合,何种形式,孔门教学总是从社会、从人生出发,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提升学生道德素质,期冀以此一途径来整顿、挽救当时失序的无道社会。这也是孔门教学的最终目标所在。(陈霞)
相关文章推荐:
  • 孔子简介
  • 孔子的名言及其出处和翻译
  • 孔子的资料
  • 文革中红卫兵破坏孔子故居照片
  • 孔子简介,孔子的名言有哪些?孔子的故事
  • 孔子的故事五则
  • 上一篇:《孔子家语》的材料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 下一篇:颜回为什么被后人尊为“复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