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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为何被尊为“亚圣”?他的思想学说主要是什么?

  孟子名轲,是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城。一说当时属鲁)人。孟子的先世是鲁国公族“三桓”中的孟孙氏,到孟子时代,孟孙氏已经衰落下来。孟子幼年丧父,母亲从事女织,家境比较贫寒。
  
  孟子是在严格的家教中长大的。据《列女传》和《韩诗外传》,孟子年幼时,他家居住在坟地不远处,孟子做游戏时便学习埋葬死人,孟母唯恐对孟子影响不好,就搬了家。这回他们住在集市附近,可孟子又学商贩叫卖,孟母便再次搬家。这次是搬到学校旁边,孟子便从此学习礼仪,“设俎豆,揖让进退”。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又传,孟子小时候不爱读书,贪玩好耍,孟母质问他,他却说是去找丢失的东西。孟母很生气,就用刀把正织着的布割断,并趁机教育孟子说:“要你读书,就是希望你成名。现在你不读书而去玩耍,就像割裂织布机上的布一样。学习不努力是不行的。”这就是“断机教子”的故事
孟子为何被尊为“亚圣”
  
  孟子稍长,从学于子思的弟子。孟子通晓五经,尤其长于《诗》《书》《春秋》。他虽然没有直接受业于子思,但却属于子思学派。他的思想与孔子、子思一脉相承,以子思和孟子为代表,又形成了“思孟学派”。
  
  作为孔子的崇拜者,孟子一生的出处进退也与孔子相似。经过青年时期的刻苦学习和钻研,孟子在后来便开业授徒了。孟子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便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中年以后,他怀着政治抱负游历各国,但终不见用。他的一生除中年以后的二十几年游历各国外,主要从事教育事业。孟子的弟子虽不及孔门弟子的数量多,但仅就《孟子》一书所记,可考者也有十几人,如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
  
  当时,学士们游说诸侯的风气盛行,为了宣传儒家的学说,孟子学成后,也“以儒道游于诸侯”,企图凭借诸侯国君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据学者考察,孟子先后到过魏、齐、宋、鲁、滕等国,但都“与所如者不合”,虽然他也每每受到诸侯国君的优遇,却一直没有受到重用。最后只得回到邹地,与万章等人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一书。
  
  作为战国时期的着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他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奠定了孔孟之道的基础,对光大儒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孟子的宣扬,战国时的儒学才成为诸子之学中的“显学”。正因如此,后世的学者十分推崇孟子,朝的学者把《孟子》一书视为辅翼经书的“传”,并设立博士官进行研习;唐朝韩愈提出道统说,他把孟子看成儒家道统的嫡传;五代时期的后蜀主孟昶刊刻石经,《孟子》亦为其一;宋代以后,随着理学的兴起,学者们更多地谈论心性等问题,由此出现了孟子地位的“升格运动”:北宋神宗时封孟子为邹国公,与颜回、曾子、子思一起配享孔庙;南宋的朱熹则把《孟子》一书列入“四书”,孟子的地位空前提高;元朝,元文宗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明朝景泰年间与孔子同去臣爵,尊为亚圣孟子。这样孟子成了孔子以后被后儒尊崇的又一位“圣人”。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与儒家对立的,以墨家和杨朱势力最大,所以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墨。”(《孟子·尽心下》)可见,当时的思想界,儒、墨、杨有三分鼎足之势。孟子继承孔子的衣钵,以孔子的保护者和儒家的卫道者自居,辟杨、墨,正人心,扞卫孔子之道。他对孔子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既有继承,又有改造。
  
  孔子的思想学说以“礼”为核心,为了论证和阐发自己“礼”的思想,他又较多地谈到“仁”,用以解释“礼”,或者把“仁”作为“礼”的最终目标。孔子的政治思想,即主要在于健全“礼治”,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他的以仁爱为中心的道德思想体系便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孔子以后,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建立了具有完整体系的政治理论——“仁政”学说。孟子的这一思想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多方面,他提倡“王道”“仁政”,其出发点和目的在于“得天下”“王天下”。孟子以此学说游说诸侯,但在那种特殊的时代,决定了他也与孔子那样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虽然不得意于诸侯,但他却有坚定的信念,认定“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孟子·滕文公下》),并以此着书立说,教授生徒。www.gs5000.cn
  
  孟子“仁政”学说的纲领在于“制民之产”。要实现王道政治,必须有一定的物资基础,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人民应当有一定的耕地和住宅,才能谈得上安居乐业,才能谈得上去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社会才能有序。所以当政者应当把土地分给农民,使每家各有“私田”百亩,中间有百亩“公田”,由八家共耕,以使“耕者助而不税”。为此,孟子不但重视农业,主张“不违农时”,“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而且主张“省刑罚,薄税敛”,藏富于民,“取于民有制”。
  
  为了实现“王道”“仁政”,孟子提出了争取民心的主张。他说:“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而得民心,就应该与民同乐,因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从这个前提出发,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着名命题,认为国君“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把人民提到了比社稷还高的地位。
  
  尊贤重士也是孟子“仁政”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国君要“王天下”,带来政治上的益处,就必须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孟子·告子下》)前代的圣王霸主取得天下,无一不是如此。
  
  孟子还十分重视对人民施行教化,这也是其“仁政”学说的特点之一。在孟子看来,人民有了稳定的经济生活,仅仅是“王道之始”,只有进而对人民施行教化,才能完成王道政治的实现。这与孔子“富而后教”的思想如出一辙。他推崇古代圣王的教化能力,一再谈及应该“谨庠序之教”(《孟子·梁惠王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孟子·膝文公上》)。他把庠序之教与政治、经济并提,有时甚至提到政令之上,把教育看成施行王道政治的根本途径。
  
  在世界观上,孟子也是孔子“天命”论的继承者。孟子说:“《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下》)他还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他认为人应“思诚”,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人做到了至诚,就能感动上天。
  
  “孟子道性善”,他认为人的道德品质如仁、义、礼、智等乃是人性固有的,与生俱来的;否认了告子“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说法。孟子的这种性善论归根到底是以其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为了按照“天命”行事,首先必须知道“天命”,为此,孟子又提出了一套尽心、知性、知天等原则。“尽心”就是要尽量扩充、发展仁、义、礼、智等固有的“善端”,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把握、体认人的本性;能完整地认识人的本性,就能够知道“天”了。这种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不断扩充、膨胀,终于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的地步。孟子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人性论溯源于天,归本于人,这也是他的“王道”“仁政”学说的理论根据。(文/杨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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