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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为什么称叔孙通为“汉家儒宗”?

  从始皇“焚书坑儒”到武帝“独尊儒术”,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的大转变时期。儒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先时期,儒学未与君权结合,基本处于自由发展状态;代尤其汉武帝以前,儒学转而与君权逐步结合,得到官方的认可,儒学便成了统治者的“守成”之学,儒家思想一跃而成为封建专制集权制国家的统治思想。儒学的这一转变,汉初的思想家如陆贾、贾谊、晁错、公孙弘、董仲舒等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他们以外,对汉代的儒学中兴立下不朽之功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
  
  第一,叔孙通通达时变,知当世之要务。
  
  这也是汉儒与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特点。读《史记》《汉书》中叔孙通的传记,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精通“时变”,审时度势,能在秦汉之际的动荡岁月中出入自由,游刃有余。对此,当时就有人斥责叔孙通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秦朝时,他是一位“待诏博士”,当陈胜起义时,秦二世召集在咸阳的博士诸儒生30余人询问情况和对策,但由于他们的回答不符合秦二世的心愿,以至于有的儒生被交给执法的官吏问罪。叔孙通则不然,他故意迎合秦二世,以寻求机会逃离虎口。他脱身后,前往薛地。当时,薛已降楚,等到项梁去薛时,叔孙通就跟随了他。后来,项梁在定陶战死,叔孙通就跟随楚怀王。楚怀王做义帝后,迁往长沙,叔孙通留下来服事项王。汉高帝二年,汉王刘邦率领五个诸侯的军队攻入彭城,叔孙通又投降了汉王。汉王失败西撤,他终于跟随了汉军。在秦末汉初的动荡岁月中,叔孙通多次易主,实际上他是在选择可事之君。
  
  叔孙通跟随刘邦后,仍然不忘灵活变通,去就取舍“与时变化”。刘邦是楚人,他开始时很讨厌儒生,于是,叔孙通便打扮成楚人装束。叔孙通投降刘邦时,跟随的弟子有100多人,然而他没有推荐过谁,却专门对原先那些盗伙中的强徒加以推荐。弟子们都偷偷地骂道:“服事先生几年,又跟随他投降了汉王,如今他不能推荐我们,却一味推荐那些大强盗,这是什么道理呢?”叔孙通则对他们说:“汉王正冒着矢石争夺天下,你们难道能够战斗吗?”后来,战争平息,刘邦取得了天下,叔孙通也有了地位,被任命为博士,称稷嗣君。跟随叔孙通的儒生以后也都做了郎官,都高兴地称叔孙通“知当世之要务”。
  
  叔孙通是个儒生,但他懂得顺应历史潮流,随时势而变化,他把“不知时变”的儒士称为“鄙儒”。秦汉时期已与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如孔子时代,世界多元,他可以像“择木之鸟”那样在列国之树中间进行选择。而秦汉之时,多元的世界归于一统,此时只有一棵皇权大树,无选择余地,因此,如果再像孔子那样“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意味着将永不用世。更何况像孔、孟那样的儒学大师,尽管他们一生栖栖遑遑,到处奔走,可在当时那种多树林立的情况下,仍然没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栖身之所。叔孙通显然也是在寻找可栖之树,他几经选择,终于归从了即将取得天下的刘邦。后来,他就极力寻找儒家与皇权的结合点,以求儒学和儒生受到重视。应该说,如果没有叔孙通等人的“变通”或者“圆通”,儒家将永远摆脱不了孔子那种“丧家之狗”的命运,儒学成为官学更无从谈起。
  
  第二,叔孙通制定汉家礼仪。
  
  作为儒生,叔孙通对儒学有深刻的认识,他曾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此可谓对儒学与社会政治关系的高度概括。当群雄竞力,以勇武相尚时,儒学很难找到用武之地;而社会一旦安定,儒学便可发挥其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对于儒学“难于进取”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已经有了具体的说明,而统一的秦王朝却没有也没来得及验证儒学“可与守成”的特点。等到汉朝“已并天下”之后,叔孙通便开始了用儒学为汉家“守成”的努力。
  
  汉高帝五年,诸侯们在定陶一同拥戴刘邦做皇帝。此时,上升到统治阶层的刘邦群臣彼此争功论赏,有的酒醉后乱吵乱闹,甚至以剑击柱,混乱的朝仪令刘邦这位新君不知所措。叔孙通看准了机会,在刘邦越来越感到厌烦的时候,他请求到鲁地征求儒生,与他的弟子们共起朝仪。叔孙通等参照秦仪,采古礼,制汉仪。两年以后,长乐宫成,行仪于朝,“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无敢欢哗失礼者”。刘邦当时十分得意,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件事对刘邦震动很大,他由此明白了儒生的好处,变得尊重儒生和孔子了。
  
  叔孙通受到重用,对儒学地位的提高十分有利。他晋升为太常,一大批儒生得到任用,进入到了汉代的统治阶层之中。两年以后,叔孙通为太子太傅,辅佐和教导一国储君。刘邦曾打算以赵王如意易太子,都被叔孙通谏止,显见叔孙通在刘邦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刘邦死后,惠帝即位,遂废“挟书之律”,民间开始有了儒家经典的传授,此为文、景之后渐开献书之路,搜求旧典古籍的先声。惠帝时,叔孙通又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着也”。须知,儒家极重礼乐仪法,而叔孙通制定的这些仪法,则一直在汉代行用。
  
  另外,魏张揖在《上广雅表》中有“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一语,清人陈寿祺《左海经辨·大小戴记考》又据而认为:“《礼记》乃先秦旧书,圣人七十子微言大义,赖通以不坠。”今也有人认为这些论断比较合理。如果真是如此,叔孙通弘扬儒学之功则更高。
  
  第三,汉代“以孝治天下”,叔孙通肇其端。
  
  汉代是“以孝治天下”的,作为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孝”对于汉代社会影响很大。汉人认为,能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汉初不仅设孝弟力田之科,而且自惠帝以下的汉朝皇帝都以“孝”为谥,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等等。《汉书·霍光传》记汉人之言曰:“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这代表了汉人的普遍看法。儒家的《孝经》一书在汉代受到了特别的器重,人们不仅把它看成是“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而且认为它是儒家“六艺之总会”。后汉时更“使天下诵《孝经》”,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以诵习《孝经》而成为孝子和以《孝经》进行教化的实例。
  
  汉代实行孝治实际上得力于汉初思想家的理论阐述,而在推行孝行方面帝王的行为更具有表率意义,因为帝王以孝相标榜会使得从孝到忠的转移来得更加自然。在其它汉初思想家之先,叔孙通已开始了用孝的思想教育汉惠帝。
  
  叔孙通得宠于刘邦之后,于汉高祖九年做了太子太傅,成为一国储君之师。几年以后,刘邦打算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刘盈时,叔孙通极力出面劝阻,称“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并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刘邦不得不回答说:“吾听公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叔孙通以太子“仁孝”而且天下共知阻止刘邦易太子,并使刘邦不得不勉强答应,说明刘邦的头脑中已初步形成了孝治的观念;第二,太子是未来的国君,叔孙通用“仁孝”来规范太子,并使太子以仁孝闻名天下,也显然昭示了叔孙通“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至于叔孙通如何用孝教导太子,史无明言,不过,后来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刘盈做了皇帝后,住在未央宫中,其母吕雉住在东面的长乐宫中。刘盈东朝太后时,每次都必须往来清道,停止交通。因此,为了减少麻烦,便利过往行人,便修筑了复道。可是汉高祖刘邦的衣冠每月从陵寝出游至高庙的道路却在复道之下,叔孙通对惠帝说:“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刘盈听后非常恐惧,打算立即拆除。叔孙通则说:“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刘盈照做后,刘邦的衣冠每月出游不致经过复道之下了。一方面,这说明叔孙通在极力维护刘盈的威望;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叔孙通的辅佐下,刘盈能以孝作为行为标准,儒家的“尊祖”与“敬宗”观念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惠帝死后,他的谥号上加了个“孝”字,以后诸帝死后也都加上个“孝”字,表示“以孝治天下”之义。
  
  胡适认为:“这一个制度,史家虽没有明文,我们很可以归功于那位叔孙太常。这便是儒教成为国教的第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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